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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兆言:我的小说就是和喜欢文学的人共同回忆历史
[ 发布时间:2014-02-27 14:46 来源:中国网

     导读:作家叶兆言最新长篇小说《很久以来》在《收获》杂志新年首期刊发。在这部从汪伪政府成立一周年开始至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的小说里,叶兆言通过两个南京女性的童年、少年、恋爱、死亡,串联起民国、“文革”、当下的历史进程。在他去年出版的中篇小说《一号命令》中,时间起讫点也是从民国至“文革”。通过这两部小说,叶兆言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个人化的言说。

     1 “历史言说是我端给读者的一盘菜肴”

    为什么要反复言说历史,在叶兆言看来,这与自己的小说观相关,“历史跟现实是分不开的,历史就是一种现实,现实也是一种历史”。但他同时也强调,这样的言说,更多的是为了引起读者对历史的关注,“我没有过多的强调历史,我只是将历史作为菜肴来做,把菜肴做得精致一点,让读者吃得好一点,让读者对它有兴趣然后对历史进行关注。我希望我和读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。我从来没有那样的野心,想要以自己的小说去启迪读者。我的小说就是和喜欢文学的人一起共同回忆历史,共同去探讨这个话题。”

    记者:您的新长篇题为《很久以来》,为什么会取这个标题?在我看来,“很久以来”包含了很多的意思:其一,小说的故事开始于1941年,主体故事在1941-1976之间,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,这似乎是“很久之前”了;其二,这个小说您酝酿了很久,故事的生长、停顿、接续在一个长久的时间里完成;其三,很久以来,您都在关注“过去”、“历史”,反复对其言说。

    叶兆言:其实怎么理解都可以,但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是我挺喜欢这几个字搁在一起。这几个字组成的语调、意思好像就是我想写的一篇小说,我一直觉得小说的名字含有一种节奏,你会觉得我的很多小说都适用这个名字,而这篇小说也就恰恰用了,既有刻意,也有随意。我的题库里备了很多这样的标题,要写什么我不一定会想好,但在我要写什么的时候,我就会在当中挑选比较合适的。“很久以来”,其实这倒不一定与我写了很长历史相关,因为我有许多小说写的是长时间的历史故事。这或许跟我一向的小说观相关,对于我而言,历史跟现实是分不开的,历史就是一种现实,现实也是一种历史。

    记者:《很久以来》写的是欣慰和春兰两位女性的一生,她们的行踪轨迹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生活和生命体验。而且作为一位男作家,您特别擅于将这样的女性塑造得灵动、逼近生活的原始面貌。

    叶兆言:欣慰和春兰有点像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,两者之间显然有互补的东西。小说中欣慰的死是一件重要的事,春兰作为她的好朋友对她的死的那种在乎,欣慰的死在春兰心里留下的那种感觉恰恰是我写小说所在意的。我没有写春兰为欣慰的平反如何殚精竭虑,但春兰心中对欣慰的死说不清道不白的那份痛,通过春兰的感觉读者感知到了。欣慰和春兰像镜子里互相映照的两个人,有相同的地方,也有相反的地方。这两个人物是一种镜像关系,我强调她们的同与不同,她们的相似与不相似都很有意思。这种镜像关系也是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。

    欣慰和春兰这样的女性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共同生命体验,但我的小说却不一定只限于在塑造女性角色上。之前的《一号命令》以一位男性的视角展开故事。我想一位小说家的职责在于,无论你写的是男性还是女性,你都应该走入你写的人物的内心深处中去,你就应该是他。这是写什么应该像什么的问题。强调小说的“逼真”,这其实只是写作很重要的一种手段,即使你写的是一种虚构的东西,但作为小说的技法来说,写作时要有一股认真劲儿,要将假的东西写得和真的一样。

    记者:此前,您的小说《一号命令》写的也是解放至“文革”的故事,《很久以来》的主体故事同样如此,为何如此热衷写作这段时期的故事?对于这段历史为何要反复言说?另外一个问题是,关于这段历史您无意写作宏大的政治事件和人物,《一号命令》 看标题似乎是个重大的政治事件,但故事却是一段对初恋的回忆;《很久以来》也是平常人物的生活与死亡。您也提到,并不喜欢以“伤痕文学”的形式写“文革”。您的“文革”书写似乎格外审慎?

    叶兆言:某种意义上来讲,《一号命令》和《很久以来》都不是纯粹写“文革”,我真正纯粹写“文革”的是我之前的一部长篇《没有玻璃的花房》,它以我自身的经历、对“文革”的感受为基础。《很久以来》和《一号命令》其实要说的更多,譬如说它想探讨的是为什么会有“文革”,它想向“文革”的源头进行追溯,而且《很久以来》写到了“文革”之后,还想向它的未来探寻,它其实探讨的是一条时间与历史的河流。我想强调的是,“文革”不是一个片段,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黑与白。

    很多人对“文革”的判断就是一个黑和白或者对和错的问题,我作为一个“文革”的亲历者知道,“文革”恰恰不是一个单纯的黑白对错的问题,在这里包含着很多复杂的东西,并不是造反派就都是凶神恶煞的土匪、知识分子就完全被打倒了,当官的就是走资派,历史并不就是那样的,这是其一。第二,很多年轻人完全不知道“文革”是怎么回事,我在网上看到有个电台主持人发微博,说我这篇小说不忍卒读,“通篇呈现一种老人家的自说自话”,换句话说,就是一个老家伙在胡说八道。我在后记中提到林昭的《十四万言书》,谈到看到她为柯庆施这样的人写下那些文字时感到说不出的悲凉。事实大概就是这样,如果你不知道柯庆施是谁,你对我这篇小说的理解一定会打折扣,你也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会那样悲凉。

    有人认为“文革”是一个禁区,但说老实话,对于我这样的小说家而言,让不让说其实并不是问题,怎么说才是一个问题。从来没有人告诉我“文革”不让写,不可以写,我要思考的只是,如何将故事说好。其实我并不愿意多谈这样的问题,因为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现实问题,我没有感到任何禁忌,也不存在要突破的禁区,对我而言的现实问题就是你怎样才能说好这个故事。

       2 “这部小说像画了很多线一样,留白越多,读者感受到的就越多”

    《很久以来》中,不同于《一号命令》中的不断闪回、追忆,小说的主体故事线性叙事,然而在第二章,叶兆言却插入了《北京,2008年的大雪》一章,似乎将整个故事进行了一种割裂。在他看来,这是对传统小说叙事顺序的一种改变,这也是他一直执着探索的“怎么写”小说的另一种呈现。在小说里,大量的留白使得故事的空间显得疏朗,但情感的细腻、深重又绵密了整个故事的结构。叶兆言说,他在小说里画了许多线,顺着这些线,读者们可以探寻到更多。

    记者:小说中第二章《北京,2008年的大雪》和第九章《2011年,南京,上海》 这两部分与故事的主体故事似乎并不相容,尤其是第二章,看起来似乎是对主体故事的一种割裂。这是否是您的有意为之?为何如此处理?

    叶兆言:从常见的阅读习惯上来讲,第二章其实应该是第一章,先交代我要写这样一个故事,然后在最后一章对这个故事进行总结,似乎这样讲故事就圆润了,这是传统小说的技法。为什么要将它作为小说的第二章,恰恰是对传统叙述的一种改变。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一定是这么叙述的,有时候是故事先跑起来,大幕拉开至一半,导演再出来说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部戏。

    现实生活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割裂,割裂其实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常态。小说说到底是一门时间的艺术,你要做的,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好时间的关系。《很久以来》很多章的小标题就是以时间为统领,我觉得时间特别重要。小说的开头1941年3月30日就是汪伪政府还都一年的那天,以这个为起点我想强调很多问题,在整个中国到处都在抗战混乱的那天,在南京这个地方人们在做亡国奴的情况下恰恰得到了一种安逸。人们一方面觉得屈辱,但另一方面中国人苟且偷生的传统性格也得到最大的体现。在这里我并不赞赏这样的生活,但也不谴责这样的生活,我只是具体地展现了这段生活,把活生生的东西交给读者,想听听他们怎样评价这段历史。

    再来说那两章中的2008年和2010年。不可否认,2008年北京奥运会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,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而小说结尾在2010年10月16日世博会的这一天,这一天是世博会参观人数顶峰的一天,这一天的现实与当下的现实是最为触景相似。它是中国今天最好的一张名片,它所有的问题,所有的优势和劣势都在同一时间完美展现。小说里描述的那个结尾就是今天的现实,好也是它,坏也是它,将最后的现实与小说开头的现实对照起来,就会发现我们是经历了怎样一种历史荒诞和时间魔幻。我觉得“很久以来”就要包含这样的意思,所以即使你说这两章显得有些割裂,但我觉得并不多余,因为没有现实的历史对小说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。

    记者:《很久以来》 中有很多的留白,譬如欣慰如何从判处7年有期徒刑转而变为枪决,譬如第八章没有小标题,这是您的刻意留白。为何这样处理?背后应该有更深的意味。

    叶兆言:对于我而言,欣慰为什么会被枪毙并不重要,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就这样死去了。但让人恐慌的事情是,你会突然以荒诞的方式去想一个问题。小说里我特别写到了这一点,有人告诉春兰,要被枪毙的那个人就是她认识的那个人,春兰惊慌失措,她想“如果我去看布告栏,上面有欣慰的名字,她就被枪毙了,如果没有欣慰的名字,她就活了”,春兰的这一眼结果就变得特别重要,似乎这一眼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死活,决定一个人的命运,这种感觉只有在一个无助、荒诞的时代才可能出现。所以对于我而言,重要的事情不是欣慰被枪毙的理由,将所有的细节写出来并没有什么意思,如果那样去写就是一个纪实的非虚构文学作品。我对这样的写实没有兴趣,因为那样是对故事真正意义的一种转移。我认为最惨痛的是一个人不为什么理由就死去了,它根本就不符合什么逻辑。

    另外,我也相信,留的空白多一点,可能读者能够感觉的东西更多,他们有自己的想象力和理解力。在某种意义上,这个小说像画了很多没有尽头的线一样,你如果顺着这条线探寻,你会获得很多很多。

    记者:您对传统叙事技法的挑战,和小说中刻意为之的留白,是您对小说技法的要求。您曾多次谈到小说技法与处理的问题。在我看来,“怎么写”是您写作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。

    叶兆言:对一个小说家而言,写什么永远是重要的,但不是唯一重要的,小说说到底还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,因此怎么写才特别重要。伤痕小说、反腐小说、现代派小说、现实主义小说等等的概念,对真正的写作者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。对于我这样的作家来说,怎么写永远是第一位的,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。中国当代作家包括世界作家现在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,怎样写出好的作品。对于读者而言,你说什么并不重要。今天的读者很忙,很多读者根本就不读你的作品,当代小说家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,你只是为那些愿意阅读你作品的人写作。所以作家千万不要自以为是,不要以为你不写就怎么了,别人不读又怎么了。对于一个热爱写作的人,能写,能让你写,写了还能发表,还能出书,就是天大的幸福。说白了,不是这个时代需要你去写作,不是这个时代缺不了你,你真不写也没什么大不了,你写作,是因为你需要,是因为你热爱,是因为你只能玩这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