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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晓明:中国文化没有权威 传统中就存在造反有理思想
[ 发布时间:2014-03-04 14:44 来源:中国网

    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著作《中国当代文学主潮》近期推出第二版。近日陈晓明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,谈到这本理论著作的一些特点,以及自己文学研究观点。对于大学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,陈晓明认为主要是知识谱系薄弱和缺乏深刻个性化的思想,而这种深刻的个性化思想对整个民族的发展都十分重要。

      谈当代文学研究

    1942年划分法应该成为常识

    京华时报:您的著作《中国当代文学主潮》近期推出了第二版,很多人认为1949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,您为何把它定在1942年?

    陈晓明: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常识性问题给纠正过来。我提出这个观点最早是2003年在北大讲课时,因为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就是在1942年发表的。这个讲话非常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当代文学,就是把延安解放区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方向,这个讲话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影响。

    京华时报:有专家认为您这本著作作为地方院校的大学中文教材,是不是相对太深奥了?

    陈晓明:这本书的最终呈现,跟我们主编的意愿确实有所出入。我不认为地方院校的学生就偏爱浅显的文学史。我自己的体会是,我在21岁时开始读黑格尔、康德以及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学术名著,那都是深奥难懂的书籍。当时也只是一知半解,但我从中受益良多,至今还留存着当年的感受。另一方面,还大量收录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文学现象,这段时期实在丰富生动重要,否则就愧对“当代”二字了。

    京华时报:前不久,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去世引起不少关注,他的一些观点主张对您有什么影响?

    陈晓明:夏志清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我非常敬佩,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把我们过去中国现代文学掩盖的东西挖掘出来,我们过去完全按照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文艺作品。不过,他的研究也深受新批评派的影响,所以他对政治性很强的作品是有排斥的。我个人的文学研究观点和他是比较接近的,但对政治性比较强的左翼文艺,我也不戴有色眼镜来看待。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合理性,也看到了它的必然性,当年看郭沫若的《女神》,巴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,都是怀着多大的一种激情。但之后的一些作品,比如从柳青的《创业史》开始就太概念化,政治性太强,结果它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概念化、观念化的文学。

     谈网络时代的文学

    网络跟传统会走得越来越近

    京华时报:您认为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?

    陈晓明:网络文学刚出来时,大家都认为它对传统文学是一个颠覆性的,是你死我活的关系。我们现在来看事情并不是这样,因为网络作家本身也经历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教育,他们也是从传统文学经典谱系中阅读出来的。经过一段时间后,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将会走得更近。传统文学也应该借助网络传播。

    京华时报:中国的网络文学有什么自身特点?

    陈晓明:网络文学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,西方的网络文学是先锋文学,是非常激进的实验文学,它是与数字化、电子技术联系在一起的。而今天中国的网络文学是利用网络作为一个传播的平台,传播方式有它的特殊性,中国有13亿人口,又处于一个网络和手机非常发达的时代。现在网络文学作品有的几十万字,上百万字,但数量不代表质量,网络文学也会追求质量。

    京华时报:有个网络调查把《红楼梦》等一些经典书列为最读不下去的书,对于网络时代大家不愿去读经典书,您怎么看?

    陈晓明:中国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,就是没有权威,没有经典。我们传统中就存在这种造反有理的思想,陈胜、吴广就是造反有理,一个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?另一个是彼可取而代之。现在的人无知者无畏,他说《红楼梦》为什么要读?如果西方人说《圣经》为什么要读,人家说你发昏了,有些问题是不能提的。这是对知识的敬畏,中国今天的文化是没有敬畏之心的,就是看谁的胆子大有多狠。

     谈大学中文教育

    人文教育缺乏个性化思想

    京华时报:从事了几十年的大学中文教育,您觉得教育中遇到的问题有哪些?

    陈晓明:从当代学科来看,今天的大学生,包括硕士生、博士生,有的不能搞清楚谁是最有水平的,他们的知识谱系都乱掉了或者基本上没有知识谱系。西方大学这种知识谱系的教育是非常清楚的,有位常年在外的专家来中国参加我们的文学研讨会,他说在中国讨论问题觉得很困难,大家说话都没有知识谱系,而他在西方每一个人开始说话,他就知道这个人的知识谱系是哪里来的,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
    京华时报:您觉得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大学生知识谱系薄弱?

    陈晓明:我觉得跟中学教育有关,我们整个中学教育的人文教育是失败的。这个失败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个是中学看重数理化,我们数理化学得非常难,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难的。严格来说,我们中学是没有人文教育的。另一个方面是有一门政治课,其实这门课很丰富,它有伦理学、法律、经济学、哲学各个方面的知识。我这几年在北京政协一直弄这个提案,就是给政治课改名,我说把政治课改成人文社科基础,我觉得这样的话学生也爱学。

    京华时报:除了没有健全知识谱系的问题,在教学中有遇到其他难题吗?

    陈晓明:说实话,我们整个人文学科的教育,还是缺乏一种深刻的个性化思想,深刻的个性化思想对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和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。这种要求不是仅仅针对大学生、研究生的,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追求,甚至说小学生就可以有这个追求,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深度的个性化思想。我觉得首先应该有这么一种信念,这是人自信的一个起点。

     谈北大创意写作班

    重点是虚构文学的创新

    京华时报:北京大学中文系今年正式招收“创意写作”专业硕士生,但有种观点是“作家是不能被大学培养的”,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考虑的?

    陈晓明: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的系主任陈跃红,他最清楚。说中文系不能培养作家,或者说作家是不能被培养的。我觉得这都是因为缺乏一种历史感,要与时俱进,不同时代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这种创意写作,我的主张还是要着重“虚构文学”的创新,要培养一个高精尖的创意写作人才。现在的学生也需要多接触一些人文的基础知识,像苏童、余华、格非这些作家,我很早就接触他们,他们在二十几岁时就把一些大师、经典作品挂在嘴边,都读了很多经典。

    京华时报:“创意写作”硕士班招生后,会像复旦、北师大那样请一些著名作家来讲课吗?

    陈晓明:会。我觉得肯定要请作家来演讲,因为创意写作,学生要直面和有经验的作家交流,他们有很多创作的体会,这种体会我们不要指望说一个作家做一次讲座,就把他所有的经验都传达给你了,从此就解决了很多问题。其实,一个作家有一句话让你记住,对你有意义,那就很了不得了。

     简介

    笔名东尧子,福建光泽人。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,著作有《无边的挑战》《解构的踪迹》《后现代的间隙》《表意的焦虑》等。近期再版的《中国当代文学主潮》,描绘了自1942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形成的变革历程。京华时报记者田超